以前﹐一切都是因為升學掛帥﹐贊同良性競爭環境會提昇學習效能。
現在﹐還多了一項「人脈關係」的考量。
菁英教育、私立中小學、資優班、貴族學校、............差異利弊在哪兒﹖
一位好友正要面臨是否讓大女兒參加私立小學抽籤的關鍵性抉擇﹐希望能聽聽大家分析一下「讀私立中小學利弊之我見」。02雖然是私立中小學校友﹐對於私立中小學是否等於菁英教育﹐也有一番感觸。希望能藉談談「私人興學的得失」﹐讓好友在為子女受教育方面做選擇時﹐有一些判斷依據。
也因為許多家長選擇私立中小學﹐圖得就是考上好高中﹐或是直升其本身高中﹐02在此也轉貼一篇1139曾子瑾提供的文章。供學生及家長參考。
~ 02
給學弟的一封信
2005年10月27日
我是在民國五十六年考進建國中學。在那兒三年中，所承受的壓力，絕不會比這一代所承受的來得小。至少，那時候大學數目很少，錄取率又低。我們所面臨的壓力和心中的恐懼感，絕不會低於今天的建中人。印象中很深刻的是，第一天上課時(一年九班, 教室就在紅樓入口大門上)，發現高中聯考的前三名：李同學，柯同學，董同學，就在我們班上。幾天過後，更發現班上有幾位同學係以第一名畢業自大安初中、松山初中、大直初中、桃園初中、大園初中、龍潭初中等學校的菁英份子。第一次月考下來，我的排名是四十二名，真是一大驚憾。我初中唸的是當時第一志願的大同中學。三年中的每次段考，總是前三名。因而我實在不知道，要如何把在建中的第一張月考成績單，交給我父母親過目和蓋章。那種窘境，大概是全班同學中除了李同學之外，大家所共有的感觸吧？至今，我還記得我父母親看到我的排名時，那副驚訝的表情。我也只好厚著臉皮，跟他們解釋我班上是「臥虎藏龍，人外有人」的地方，我已盡了我最大的努力了。當然的，有聯招前三名同學在班上的事實，更是我最好的藉口。很令我詫異的是，我父母親居然同意我的說辭。他們只要求我自己把握時間，好好在課業和生活上作最大的努力。也許我運氣好的地方是，我有一位高我兩屆在北一女唸書的姐姐。她月考都是前三名的事實，緩和了我父母親對我的要求。但事實上，我雖然躲過了家裡的壓力，但每天踏進教室時，看到那幾位「巨星級」的同學時，就會自問「自己是否真正是唸建中的料子」。更可怕的是，一到了高二，大家突然開始比賽，誰能看英文原文的教科書。那時的數學、生物、化學、物理等教科書，是翻譯自美國的版本。我連中文版都讀不通，更遑論要唸原文版。當時心頭的沮喪，真是難以用筆墨描述的。在接下來的歲月中，我親眼看到三位同學，因為無法承受那永無止境的壓力，而導致神精衰弱(當時最流行的名詞。以今天來說，應是「精神官能失調症」)，只好休學回家靜養。
事隔三十五年後回想起來，我能夠從那考試的煉獄活存過來，其實是有幾項因子的組合。第一，我父母親接受我的分析，同意排名並不是重要的，只要我盡力就好。第二，我自己有「皮皮」的個性，具有耐壓性，自我嘲解的能力好。換句話說，即使是第四十幾名，也是會想法子給自己找台階下的。第三，在高一下學期時，班上一位同學--呂同學，引薦我去參加台北市第二十二童子軍團 (這是由萬華萬大路上的天主教玫瑰堂支援的社會童軍團。要承認的是，當時參加最大的誘因是：因為那兒有女童軍，可以互動。在當時男女授受不親，一切以考試掛帥的年代，高中生男女間的交往是絕對被禁止的)。在唸建中三年中最苦悶的是，高一升高二時，文理組分班，同學被拆了一次。高二升高三時，因分為甲、乙、丙、丁四組，同學又被拆了一次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根本沒有幾位可推心置腹的同學，換來的只有課業上的競爭而已。但是參加童子軍團的每週末的活動，讓我有機會和別學校的同儕們共處。在那兒，沒有課業上的競爭，只有透過羣體的共同努力，來達成被要求的訓練標準。另一方面，也在寒暑假時配合教堂的任務，為清寒家庭的小孩子們在三芝以及金山露營地，提供活動康樂營的服務。如今回想起來，這項童子軍團的課外活動，讓我在面對學校的課業壓力時，成為一個非常有效的舒解的閥子。更有意思的是，這些當年一起在野外過活的伙伴們，迄今還保持連絡。至於建中的同學們，要是今天在捷運車上坐在我隔壁，我是也認不出來的。離開建中後，我考進台大動物系，後來又唸了個臺大海洋研究所的碩士學位。在台大六年中，就從來沒有過在建中那種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」的感覺。那種很獨特的感覺，直到我到美國德克薩斯州大學奧斯汀校區唸博士學位時，才又有了類似的感覺。不過，那時我已年過三十，知道天資這種東西是強求不得的。要如何懂得去發揮自己的專長，應該是最務實的作法。
離開建中已有三十五年了，往後一看：建中那三年心境，的確是相當苦悶的。我高一、二時的同學李同學，也如同大家所預料的又是大專聯考的狀元，進了台大物理系。最難過的，大概是以高中聯考第二名進來的柯同學。他三年中從未能超越李同學而考個第一名。他進臺大物理系時也是以聯考第二名的身份進去的。三十五年過後，那排名前三名的，和我這第四十幾名的，都從美國的名校拿到博士學位。柯同學、董同學後來都羈旅美國。我自己也曾任教美國的肯塔基大學，到去年才返國，在中央研究院任研究員職位。當年的聯考雙料狀元李同學，目前也是中央研究院物理所的研究員。想來當年很平凡的我，如今也能跟狀元有同樣的職位。因為我跟他不同行，不知道他的學術作得如何。但是，我自己知道在世界上研究水下生物聲學領域裡，我是很受同儕們尊重的。在美國時是如此，即令回到台灣來亦復如此。如此想來，三十八年前狀元不狀元，或者排名高低，都沒什麼意義了。另外, 我也要提及有一位從高一到高三很要好的同學，因為遭逢到一些複雜的因素，在重考兩次聯考失敗後，去服了役。退伍後在一家鐵工具廠當「黑手」。由於他天資好，肯用心，因而陸陸續續的發展出一些新工具。據我所知，他目前已擁有國內外六十多樣專利，也因此而累積了萬貫的家財。這事實也告訴我們一個事實：那就是，臺灣早已是個多元化的社會，亮麗的學歷與文憑，並不能保證順利的人生的。個人在自己的崗位上，發揮自己最大的潛能，才是成功的唯一途徑。
今天臺灣已有一百六十多所大學，幾乎是想唸大學的人都有大學可以唸。可是，我想建中人並不會因為這樣就減少了心頭的壓力。畢竟，自我期許以及家庭、社會的壓力，總是一直存在的。但是以我這過來人的看法：學校、家庭及學生個人，都可以相互配合，來進行減壓的工作。首先，學校應有個觀念：就是學生的考試成績，是個人隱私權的一部份。學校不可以公開，更不可以有排名這樣的作法。如此一來，誰也不用去擔心排名所造成的心頭壓力。學校也應避免每年分班的措施，以培養同學間的感情。另外，也可以園遊會、運動會方式，讓同學們透過團體合作的方式來互動。現在回想起來，只有高三時的導師簡孝質先生，真正知道如何利用運動會的場合，培養我們的團隊精神。在那很苦悶的高三日子裡，那是很難得的經驗。另外，相同重要的是：家長們也要瞭解到建中和國中是完全不同的學習環境。家長們要信任自己的孩子，會作最好的時間支配，不要只在乎形式上的排名高低，而造成孩子們心頭上的壓力。當然，最重要的是：每一位建中人要知道如何去找出舒解壓力的方法。假如，有女朋友是方法之一，那也可以嘗試。我想：積極的參加校內外的社團活動，拓展個人的生活圈子，也是很有效的抗壓良方。最不健康的想法就是，認為到建中，唯一的任務就是要唸書考上台大。我在台大有許多位同學，後來留學美國唸書卻成了房地產仲介人或電腦程式員。我想，這是他們當年在唸建中或北一女時，所無法想像到的。再者，我們俗諺有句話說：「人比人，氣死人」。因而建中人該學著去作自我，而不要凡事要與別人比。因而我的看法是建中人也可以學著有「皮皮」的態度，試著去把事情看得淡然些。中央研究院有位李文雄院士(也是美國科學院院士)，他大學是考上中原土木系。就建中人的眼光來看，是不屑一顧的。但是他到美國布朗大學唸博士學位時，卻以他在數學上的長材，在基因遺傳研究上對分子演化的學理提出許多新的見解。這些年來，全世界在基因研究上有這麼快速的進展，大家都知道李先生在這方面的貢獻。然而，今天學術界沒有人會在乎他是中原畢業的，更沒有人會在乎他不是建中人。李院士在臺灣的例子，只是顯示出我們升學制度裡不合理，會埋沒人才的地方。但同樣也顯示出一個人的一生，是很漫長的，大學唸那所沒那麼重要的。即使唸了建中沒考上臺大，那也不是世界末日。我在美國學術圈作了二十三年研究才回來，說老實的：其實美國學術圈裡，沒幾個人知道臺大的存在和其在臺灣的地位。一個人的成就，不是看他高中、大學唸那家學校。重要的，卻是進入職場後，如何去逐步培養自己的見識，而提昇自己的能力。
我拉拉雜雜的寫下一些感想，與各位建中的小學弟們分享我對目前考試與升學的一些看法。我想：學校可以透過許多管道來幫學生們減少心頭的壓力。而這項工作必須是持久性的。當然，最令我心痛的是：我們這一代所受的升學煉獄的苦，卻也沒有因為十年的教改，而對下一代的遭遇有所改善。以我這位年已五十四歲暮的老學長來看，人生是漫長的。這條道路上要遭逢的挫折，會是數不完的。因而大家可以學著把考試成績的不理想，當作是人生諸多試鍊中的一項單元吧！最後，我要提供給大家一個另類的思考方式。假如，你真的是全建中的最後一名。就假設你是第一千兩百二十六名吧，那絕不會是世界的末日。因為，你可能就是全臺灣，該年級高中生的第一千兩百二十六名；至少，還有八、九萬名在你後面的高中生很羨慕你的。終結的是：我很誠懇的希望大家，能學著如何去過更快樂的紅樓日子。
嚴宏洋 敬上
建國中學校友(民國56年8月--民國59年6月)
中央研究院細胞暨個體生物研究所研究員
email: hyyan@gate.sinica.edu.tw