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中國樂社與我
孫新財 2000/07/21



民國五十四年，我還在台北市立大同中學準備畢業考時，楊作仁老師指導的大同中學國樂團，在我班教室隔壁練習。當時也不到十個人吧！正在演練〈蘇武牧羊〉。老實說，程度當然是不怎樣，但是竟能「教木頭唱歌」，實在已很令我這個音樂成績老在及格邊緣盤旋的人，羨慕不已！不過當時因為已行將畢業，自不能參加國樂團了，卻當下就已下定決心、立定大志－考上高中以後，也「玩玩」中國樂器。

皇天不負，高中聯考總算讓我僥倖擠上了建中之門。還在新生訓諫時，當時的訓育組長(大胖趙根樁)，大鬍子兼大嗓門，在台上就不斷吹捧，建中課外活動之成就。

橄欖球連得十九年得冠軍，號稱建中精神，自不在話下。且光武術社，就有國術、摔交、柔道、空手道……。總之，是「您要什麼，就有什麼」，呼籲新生們，請大家現在就選填社團，出來領社團申請表。

只見眾生新生，你觀我望，一時竟無人出列。我則因少得「志」，一馬當先，出列領表。

趙組長順便問了一句：「你參加什麼社團？」我答曰：「國樂社。」他說：「哎呀！我們沒有國樂社！」頓時引起哄堂大笑！(全校只有我一人報名，偏偏還就那壺漏，提那壺。原來也不是要什麼，就有什麼；而是有什麼，就要什麼吧！)

只聽趙組長大喝一聲：「有什麼好笑？看著好了，建中，馬上就成立國樂社！」

開學沒多久，訓導處就傳來一張條子，叫我去找趙組長。一見趙組長，他二話不說，拿出了一份名冊，大約有二十幾個人吧！說道:「孫新財，你是建中國樂社第一任社長，把你的團員找來，希望下個月就能開始活動，校慶的時候就要表演一個節目！」

所以我這個建中國樂社的第一任團長，並不是「民選」的，也還十足是「官派」的！

他還告訴我怎麼樣去找經費與老師。上年畢業班作紀念冊，還剩五千元，趙組長給了我畢業班代表在新店的地址，要我聯繫他把餘款捐給國樂社。救國團部的幼獅國樂團，則就在我母校大同中學旁，要我想辦法去請個教練來。

當時通往新店的鐵路剛拆，我還記得是走路到新店，找到畢業班代表的。

他一口應允五千元可以捐給學校，但「只能買樂器成立國樂團，不能移為他用」。以後雖經過一點周折(製作紀念冊並未有五千元的結餘)，但在校方支持補助之下，國樂團還真確實添購了五千元(當時月薪才一千多元)的創團設備：櫥櫃一個(五百元)、台製胡琴十把(共八百元)，除高、中、低等聲部移調樂器，暫時未買之外，一般主奏樂器，如古箏、揚琴、琵琶、三弦、阮咸、笛、鑼鼓等，可還「真有一套」。

教練則由幼獅國樂團的副指揮，曹乃洲老師擔任(他現已在實驗國樂團秘書任內退休)，當時一個月的教練費雖只有三百元，但他還是自費請到幼獅同事許輪乾(也是建中前校友，現已退休，任中華民國國樂學會總幹事)，及吳武行(當時任職於建中對面的藝術館，現已退休，現任國樂學會常務理事)幫忙。還在台大就學的陳裕剛(後曾任藝專國樂科主任及實驗國樂團副團長兼指揮)則也曾偶來代課。

三十年前的台灣國樂界資源非常貧乏。大陸樂器當然不能進口、沒有中樂書籍曲譜(唯一的半業餘國樂團，中廣國樂團所創編的新譜，不准外流)、沒有唱片(女王唱片公司老闆，就因盜版大陸平劇、國樂而坐牢)。教練自己也沒有資料，當然也就教不出什麼明堂兒！

我們初期就只能演練一些抗戰時期，現代國樂團剛成型時，中央廣播電台音樂組創編的幾十首齊奏曲與民間曲，如《萬壽無疆》、《民族曙光》、《金蛇狂舞》、《新年樂》、《將軍令》之類。我自己到幼獅國樂團練習，偷抄到的一些曲譜，如《花鼓舞曲》、《柳岸花明》、《江干夜笛》就拿回學校油印給大家(此譜集，我到現在還保存著，因為當時這是很珍貴的)。

後來就多偷錄短波上大陸國樂的名曲，如《三門峽》、《馬鞍山》然後自己聽寫記譜演練(當時的戲稱，是拜「錄老師」學藝)。
因此，在那個時代學國樂的人，每個人多多少少都有幾本自抄的(當時還沒有影印機)樂譜秘本。但這可都是「匪曲」，是絕對不能公開的，只能交換抄寫，非熟識的人，絕不可能無條件借抄。因為連貴為藝專校長、藝術館館長、市交指揮的鄧昌國，也只因用小提琴演奏了一首，山東箏曲改編的《漁舟唱晚》還挨告，棄職丟官呢！「思想有問題」在當年，可是白色恐怖時代的大罪，所以那時的僑生既能公然帶大陸書譜、樂器來台，而無此之慮，自然就變成國樂界的驕子了！

當時台灣製的樂器音質不良，也是到現在根本無法解決的問題。我最近才有幸到上海的民族樂器一廠，及樂器陳列室去參觀。據資料顯示，它由八十六家民間樂器製作坊合併而成，光是製絃部門，就有幾十架機床。幾十年來對樂器的研究改良，更是成績輝煌。其銷售量已是全世界民族樂器之冠，因此售價也極其便宜。

而台灣本就是中原音樂文化的邊陲，少數幾家民間家族式傳承的樂器廠，單打獨鬥的生產方式，又何有及之的可能呢？(兩岸開放後，失去了貨多及價差上的優勢後，台製樂器廠，多數倒店關門)

當時我們所用的，就是八十元一把，蠶絲絃的蛇皮黃木胡琴(大陸用紅木蟒皮，銀絲絃)。拉中把位已很勉強，拉到下把位音質就變得沙啞，音量小則更是它的致命傷。

我主修的揚琴，問題更大。當時大陸已有十二絃六橋的滾軸微調轉調揚琴，但台灣直到民國七十三年(我考進台北市立國樂團已五年)以前，則仍只有九絃兩橋的傳統揚琴。不但無法轉調，且連一個調都調不準(因揚琴一弦有兩音，所以左邊調準後，右邊就必不準！)。

台灣也不會作國樂笛子(民間的勻孔笛，採七平均律，與國樂所用的西洋十二平均律制不合)，更不會作轉調套笛，所以須用全按E的梆笛，來吹奏董榕森所創作的梆笛協奏名曲《陽明春曉》，當時全台灣能排演的人，僅屈指可數。

總之，我們當時所用的樂器，品質之差，絕非現在的國樂人所能想像的(這類民間樂器，現在反成了稀有品種，博物館都不一定有藏！我倒保留了一部份，在樂器展覽會上非常受歡迎！)。

新成立的建中國樂社，用這種現在看來極粗糙的樂器，每天中午就在教授辦公室，或升旗台前的台階上，自行演練起來。

惟我們的條件雖差，大部份核心團員的學習熱誠，卻異乎尋常的熱情。後來有了專用樂器室後，有時連自習課，甚至下課十分鐘也齊聚一堂。簡直就是以社為家。所以彼此認識很深，感情很好。

當時一般社會，尤其是天之驕子的建中學子們，對落後之中國音樂的嚴重歧視，更是我們因傷感而益加發憤團結的動力。我們在校慶中的演出，即使臨時配加幾個麥克風，與管樂團、爵士樂團相較之下，音量還是很小，而樂器音質又本就極差，再加上我們又學藝未精，往往一出場(甚至還未出場)就噓聲不斷。

但是我們深信，這並非中國音樂本質如此。李小龍說：「不管什麼拳，打得不好，都是軟綿綿的！」我們深信只是我們自己還不行，而並非國樂本身落後，不值得學！(若我們沒有聽過女王唱片盜版的大陸國樂唱片，相信我們的信心是不會這麼堅定的！)就算真是國樂不行，那我們中國人也該自己負起責任來。我們既已犧牲形象，身體力行，已為中國音樂親自肩負應盡的責任，投下心心打拼，在此過程中，有所挫折，又有什麼好丟臉呢？當時不因氣餒而離團的老戰友們，大都有這種慷慨激昂的雄心壯志，否則在那種屈辱的待遇與環境下，是不會留得下來的！

我個人更受了中國第一個愛國音樂博士，《中國音樂史》作者王光祈的影響。他認為，救國強種不只在於「船堅炮利」，「文化」尤其是「音樂文化」也是國勢之本。而身為黃皮膚的中國人，無論把西洋音樂奏得多好，對我們的音樂文化，在世界樂壇上的地位，是沒有多大助益的。

他又有，認為音樂不只是一種「技術」，也是一種「學術」的觀點。這種思想，影響了我後大半生，近三十年來的志趣與性向，遂使我與中國音樂結下了不解之緣，這是後語。

當時與我同屆的夥伴們，記得的還有葉其中、呂大陸、張仁學、唐新民、熊耕良、王自存、呂正理、唐文忠、張大立、李志龍、徐萬伯、林谷芳...等。我二年級時，才又有一年級新生，李時銘、高志賢、劉啟明、李錫堤、陳志良、武又林、鄭麟哲、陳慶燦、張華克、叢新民、陳文進........，及三年級之陳端安、史庭輝、姚能信、談駿逸、林聖富、高宗銘等六位學長的加入。

屈指算來，建中國樂社成立至今已三十三年，參加過建中國樂社的學弟想來也應在六百人的數倍以上，但目前仍留在國樂界，
能與眾多專業科班畢業生並列，甚至在國樂界揚名立萬，或居於重要地位，最少也桃李滿門的，如
李時銘:前北市國,實驗國樂團指揮
林谷芳:前民族音樂學會會長
李志龍:華聲社團長
陳端安:前藝專技術教練
陳慶燦:禪藝琴社負則人
張華克:琵琶文板十二曲譯譜者
張大立:改良笛創制者
孫新財:前北市國演奏組主任
中華國樂學會副理事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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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無一不是出身於此條件最差的頭三屆內。

這種結果誠非偶然，與當時吾儕之環境背景、資源條件極差，反而有助於吾人之有志於中國音樂之改良推廣發展，有絕對之關係。

當年，我輩之學習國樂，均身兼有一自負的「使命感」，而與後學及一般「玩」物，甚至喪志者絕不相同。以致甚且不務各人之「正務」，而投身此一了無名利可追的事業中，盡瘁無悔。

以國樂團為重心的三年高中生涯，就在志同道合的夥伴們分道揚鑣聲中結束了。

但我建中畢業後，即蒙業師曹乃洲老師的推薦，回母校擔任指揮，率領建中國樂社參加了音樂比賽，贏過了當時號稱永勝的成功中學國樂團，獲得了第一名。第二年又再度擊敗了成功中學，連續獲得兩年的第一名。

說來也奇怪，自從我離開母校國樂團後，三十年來，建中國樂社也就再也沒能贏過成功國樂團了。(近來，遇到當年的手下敗將，他們還特提出此事，並以此為榮。可見他們對當年之敗，是如何的汲汲於雪恥的！)因為成功國樂團在傳統上是由校方出面領導組隊的；建中國樂社則向來只是一個學生社團性質，無論歷史基礎、設備、出勤與紀律，原都不足以與成功國樂團較量之故。

但我率領的頭兩次比賽，初生之犢卻能一鳴驚人，這與當年的成員，深蒙我們這些學長的精神感召，與三年來我輩在校的成果累積有關。

挾著優勝餘威，建中國樂社又在學校對面植物園內的藝術館，舉辦了一整場的國樂演奏會。這在當時還是無任何業餘國樂團，
尤其是高中國樂團所能做到的！(當時台灣還沒有專業國樂團！)三十年後今天，設備條件遠超當年的建中國樂社，也少有這種風光。由此，可以想見當年建中國樂社實力的雄厚了！

多年後，當年的老同伴聚會，還打趣說：「我們孫『大』團長，當年可是亂有權威，說一不二。到鐘就開練，誰敢遲到缺席？」

回想起來，我這個小團長，在團務方面可還實是巨細靡遺，真可謂是宵旰忠勤。舉凡是樂器保養、譜務管理、指揮訓練等，均一手兼辦，以是才能累積權威而號令嚴明。哪像是現在的國樂團，樂譜滿地，且無一健全隨即能用的套譜，譜架是各個遍體鱗傷，樂器不是缺絃缺碼就是連「品、格」都沒了，練習時若非三請四請不到，就是到了也要遲到早退，(否則豈能顯出主將的大牌？)。事到臨時(比賽)，才燒香拜佛(集訓)，像這種品質，又能拿什麼去跟人家比賽呢?

我常說：「一個有紀律的樂團，技術不一定就好，但一個沒有紀律的樂團，技術可絕對好不到那裡去！」即此之謂也！

遙望當年，撫今憶昔，我這個建中國樂社首任團長，略有不堪回首之感！

最後，我還要特別強調一下，建中國樂社對我個人的影響。

我雙親都沒受過教育，又沒有任何兄弟姐妹，因此個性特出，以是也沒有什麼朋友，所以開竅的很晚。少時我生性窩囊，欠缺思維與判斷的能力，不會寫作更怕演講。更糟糕的是，對這些缺點，我又都深有自知之明，以致了無自信，家庭對我的期盼卻又很高，以致數度想以自殺謝世！

參加過建中國樂社，學習了國樂後，卻改變了我的整個人生！

在建中國樂社時，我是團長兼指揮，一畢業即有幸回校當教練不說，以後陸續參加了大學、社會多個業餘或專業的國樂團，只要在國樂團裡，我不是團長也必是指揮、總幹事，總之都是領導班子。(以後又當過二十幾所大中小學及社會國樂團的教練)對一個沒有領導欲望與能力又沒有機會的我來說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經驗與機會。

我的在校成績很差，英文更是致命傷。但唯獨在我毫無基礎的音樂一科上，我卻不僅在技術上學有所成，在中國音樂基本樂理(官、調理論)及古譜(古琴指法譜、南北曲工尺譜、南管譜、潮樂二四譜、西安鼓樂譜、唐敦煌琵琶譜)翻譯等學術領域上，更堪稱學有專攻，且領袖群倫，兩岸知名，對音樂教本指誤的論文，屢獲教育部頒獎，又屢獲大陸學會、月刊及會議之邀請發表論文或演講。目前就只靠著一點"學人"的聲譽，在人才濟濟的中華國樂學會中，越過多位團長、指揮、主任、教授、前輩，膺選為副理事長，我深覺，這對於一個國樂界中生代，並非學院派科班出身沒有任何政治資源團隊單位為後盾，又已不住在台北的人來說，實屬難能可貴的。

當初我在校參加國樂團，多少也荒廢了學業，受到很大的阻力(我媽說:「你將來靠國樂吃飯嗎？」我的導師說：「你聯考是考國樂嗎？」)

但懦弱的我，唯獨在學習國樂一事上，卻能不顧此千山萬水之阻，義無反顧。無形中就培養了我日後堅毅不拔、不隨人是非的獨立個性。

以上三者，無疑都培養了我的信心與能力。這是造成我日後還能想、竟能說、且能寫的重要原動力。

我雖念過兩個大學科系，但最終還是回歸我的性向這行。無論南行北回中闖，所賴以維生的，竟還都是靠著我高中社團中及其後之自我進修所學。(當然時代進步、社會觀念改變、專業化國樂團成立、個人機緣等，也是重要原因)。豈不正是「靠國樂吃飯嗎？」

我現在的工作環保局，除了能利用上班時間，自己讀書進修之外，沒有一天不借重微電腦，無時無刻不在寫稿、寫稿式、譯譜。總之都是我最熱愛的中國音樂方面的工作。世上有此幸運者能有幾人？我又如何能不心情愉快、青春永駐。(同學會上那些歐基桑,歐巴桑們都非常氣我還有赤子之心這點)

而以上種種，都與我參加過建中國樂團與學習著國樂有關。所以我之說：參加了建中國樂團，學習了國樂，影響了我一生的際遇，是絕不為過的。

邱永漢說：「一個人的第一次就業，會影響了他一生的際遇。」我則更對犬子說：「一個人所參加的第一個社團，可能會影響他一生的際遇。」

最少，參加了建中國樂社，確實影響了我一生的際遇。

電視上說：「學音樂的人不會變壞」。我想無論音樂也好，武術也好，(李小龍也因學了詠春拳後，才再也沒有自殺念頭的)，
甚至下棋、書畫、陶藝....等各種休閒藝能也好，只要能帶動學者的專心投注，甚至造就了成就感，都能改變一個人的思維境界
與生活品質，甚且改變了生涯規劃與性向及人生觀。

當年的建中，在賀翊新校長任內，非常重視課外活動，尤其是很多與中國文化有關的社團活動，這是很可取的教育觀點與政策，值得各教育單位與獄政單位借鑑學習。

附帶的說，在建中時，我參加國樂團及學國樂後，也不免有些副作用：我因太過醉心於國樂及國樂團，而疏於同窗，甚至到了自外於人的地步。

譬如，我班(六十七年畢業)是建中的少數文組班，人才之濟濟，日後還真出了許多政、商、教育界之名流校友。譬如
馬英九:台北市市長
趙怡:行政院新聞處處長
蘇永欽:行政院公平會父主委
王壽來:行政院新聞局國際處處長
沈呂巡:外交部註美副領事
鄭世寅:HBO世代衛視董事長
沈國榮:陳水扁中部後援會會長

而其中之絕大多數，當年在校時，我幾乎是從未與之有過交往的。(以是現在，若有本班的同學會舉辦，我只要身體尚健康，
又無要事纏身，則雖已遷居台中，也無不親自出席，以贖前愆。)

就拿「小馬哥」來說吧，記得他當年與我同班時，就坐在我的左後方。回想起來，我就似從未主動與他聊過天，或交換個人意見。

他之主動與我講話，好像也就只有那麼一次，但也還就只有那麼一句話。

那是在足球場上的一次，我是大腳後衛。一腳踢去，連鞋帶球隨腳出。我有點不好意思，但放眼四週，場內場外之眼光，均追隨足球而去，似尚無一人關注我的足下已虛。(隊友往往不等我這大腳後衝出腳，就已回身過半場去了，因此也就無緣見到我的精彩脫鞋秀)。我乃裝作若無其事，緩步拾鞋穿腳。

在此當口，「小馬哥」卻不知何時，潛身余後，湊在我耳邊，一本正經的說：「欸！老孫，您這鞋真不錯，是哪買的？」